历史回放
东北振兴忧思录
――另一只眼看东北振兴
章 琦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伴随着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经济带的相继崛起，与开发西部号角的吹响，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步形成，唯一剩下的遗憾便是“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东三省”。2003年，对于沉寂数年，身陷转轨泥沼，艰难跋涉的东北三省来说，他们确实已经等到了翘首以盼多时的大好机遇。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国务院已将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和振兴列入今年的工作日程，决心将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战略目标。仅半年多的时间，温家宝总理三下东北考察。并作出了“依靠新思想，建立新机制，运用新方式，走出东北振兴的新路子”的指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北三省以及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东北振兴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中央的决策，政策的导向，财政的支持，舆论的营造，专家们献策，企业家跃跃欲试。相信东北振兴作为一项新的国策，必将开创一个全方位、大跨度、多领域对外开放的“新东北时代”。然而能否顺利的改造东三省，完成“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的战略格局，促进共和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切的关键还是取决于内因——东北和东北人自身。
近期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3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其中“东北振兴”的小型论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会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与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参会的某位来自东北某政府的要员在与企业家对话时所表现出的政府强烈干预市场、干预企业的意识不禁让人深感忧虑。作为有过多年在那片土地上工作与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我在为“东北振兴”的消息欣喜、兴奋的同时，也触动了我深深的隐忧，我敢肯定这样的忧虑恐怕不只仅我一人。
忧思一：政府太强，企业太弱
东三省是我国第一批计划经济的产儿，是进入计划经济最早，受其影响最深的地区，也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项目最多的省份，国家投资力度最大的重工业基地，我国大型、特大型国营企业的集中地。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20年间，东北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4.3%下降到11.25%，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同期狂跌9.7个百分点，东北三省由发达地区变为中等发达地区。原因何在？
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以来，东三省虽受新经济的冲击，但固有的计划经济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仍然未有大的改观。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传谌曾有如下分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北国有经济在产品、价格等方面进入了市场。但在深层的产权、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上，却依然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特征。”强政府弱企业的具体表现为：
表现之一：政府是保姆，企业是襁褓中的孩子，抱着、扶着走的情况仍然沿存。政企不分，政府兼具裁判员与球员的双重功能，包揽企业的管理与运作；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具有同样行政级别，可以互相对调。
研究数据表明，东北地区市场化程度指数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东北有位国企负责人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这么多年，企业经营自主权还没落实，直至今天连处理废旧设备、购买车辆都要层层上报审批。
表现之二：作为微观经济细胞的国有企业，长期扮演着企业办社会的角色，包揽大量的社会事务，加之落后的管理和经营机制，企业不堪重负，无法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遭遇倒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表现之三：国企一方独大，民企严重弱小。由于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东北经济所有制结构单一，国企一边倒，民营企业长不大。
强政府弱企业的最终结果是，政府—企业—百姓三方都陷于困境：国企由于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活动力不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严重不适，无法与市场接轨，日益陷入困境，企业停产，职工下岗。而民营企业的始终长不大，致使大批下岗工人无法分流安置，政府则为之疲于奔命，而地方经济始终难见起色。
市场经济的规律必须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而非政府。政企必须分家，企业必须按照公司法独立运作。政府在完成了其应有的扶持任务后，就应放手，让企业作为主体独立运作，这样企业才能得以成长。
市场经济是大众经济，靠的是千军万马按照市场本身的规律运作才能成就大业，而不是少数政府官员可以搞上去的经济，应该认识到企业才是创造经济增长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士关注一个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美国”作为参照体来看，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曾有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事实上，管得少并不等于不管，关键在于明确与把握什么是该管的，什么是不该管的，该管的一定要管好，管住，不该管的一定不要管，放手让该管的去管。前不久出版的美国《交流》季刊有篇幅论文题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谈到，美国经济主要是以自由企业和通过公开竞争的市场经济为基础，但是政府也有进行干预的传统，“其中包括限制垄断，保护消费者，向贫困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生计，以及保护环境”。这几个项目是政府必须做、应该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
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作为“有形的手”在宏观调控方面的确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只有两只手有效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繁荣一方经济。东北三省的官员首先需要做的是改变思维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理念，化“父母官”为“人民的公仆”，从“指挥”经济转变为“服务”经济，努力克服“瞎指挥之风”，砍掉“扒手之手”，侧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适合市场运作与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为企业牵线搭桥，学会借鉴其它省份的成功经验，结盟其它省份的资源及吸引外资的政策，拓展一方经济。另一方面要放手企业让它走在振兴的第一线。对任何一个城市或省份来说，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该地区自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一人统管全省的企业，一人振兴全省的经济，政府管理企业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扼杀企业的活力，使经济振兴无望。
忧思二：观念滞后，不思进取
比较东北与中国其它省份，东北土地富饶，物产丰富，有一望无际的森林，丰富的煤矿、石油资源，又是解放以来国家重点投入的工业基地，然而东北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徘徊不前。东北不缺资源，不缺设备，缺的是什么呢？是观念、是精神。回顾中国区域经济崛起的几个排头兵，深圳之所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弄潮儿，除了有一纸“政策”引领而外，最终靠的是开天下风气之先的“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率”的创新观念及配套的市场机制。温州在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国家财政几十年投入仅1个亿的前提下，如今成为一个值得借鉴的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的是温州人自己打拼天下，视全国、全世界为自己的市场与机遇的观念及进取精神，温州的成功之路是温州人自己闯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
比较深圳、温州，国家对东北的投入数百上千亿，不可谓少，东北的基础不可谓不好，资源不可谓不丰，然而温州在走向市场经济的突围中闯出了一条生路，而东北在国家重金投入的结果下是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症结何在？很多人说，是东北人的懒。其实懒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症结的关键是东北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头牛三亩地的安于现状的思想。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才是真正造成今日东北经济滞后的思想根源。市场经济是各方搏弈、激烈竞争为特征的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思想不可避免的将被淘汰出局。
岁末，以“草根”经济著称的浙商，居安思危，众巨子云集杭州，召开浙江民营企业峰会，共商二次腾飞之大计。浙江从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源于他们“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千言万语”的“五千精神”，以及浙商群体共同表现出的难能可贵的危机意识与富而进取的精神。在成功完成了第一次腾飞后，他们已经敏锐的觉察到，政策一视同仁，观念冲破牢笼，浙江民营经济先发优势的式微已在所难免，二次腾飞的紧迫感促使他们不断的学习、交流，不断的创新，以谋求新的发展，去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
与富而思进、不断进取的浙商相比，东北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不除，振兴无望。
忧思三：等、靠、要、保的依赖思想再持续下去
不可否认，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确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躺在功劳簿上，一味等待国家支持、救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东北经济的运行模式走入了一个“等”“靠”“要”的怪圈。地方经济的发展不是靠政府搭台，企业主动出击，寻找市场机遇，参与竞争，加入社会分工，而是从上至下的等、靠、要。
等：无论项目、市场、资金，一路等下来，省委等中央，县委等省委，企业家等政府，工人等厂长，市场机遇就在这长长的等待中消失。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等待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困境。
靠：一切问题靠财政，靠银行贷款，靠政府。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有困难不找市场，不靠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首先找政府，找市长，靠组织，靠财政，靠银行来解决。
要：企业要贷款、要项目、要资金，要来以后不好好经营管理，项目未成，
即倒下一大批腐败分子，项目建成后不是设备不行就是没流动资金和市场，企业时开时停，银行贷款无法偿还，还引发职工下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成“项目怪圈”。
适应了这种“等”“靠”“要”的思维方式后，调整老工业基地的改制便不可
避免的遭遇到由上至下的“保”字当头的思想阻碍：企业经营者“保”领导地位和经营权力，企业中层干部和实权人物“保”因体制漏洞而形成的诸多实惠；主管部门保“势力范围”；银行“保”债权；地方领导“保”稳定。各个层面都希望在不变动原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情况下进行企业改制，或宁肯维持现状也不冒风险，这就出现了多数大中型企业没有改制或改了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产权的问题，“项目怪圈”现象就是在这“维持”心态下只管“输血”，不求改制结出的恶果。
市场经济不是等、靠、要、保可以发展起来的，不破除旧有格局，不主动出击，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不可能迎来振兴的曙光。需要时刻铭记的是，我们的时代，上帝已经死了，每个参与市场的个体都是上帝，再没有无故的给予，除非你去主动争取。一切的发展，市场先行。每个市场的主体需要向全世界、全中国要市场，要机遇，要发展。温州的发展硬道理就是：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温州人。
东北经济的发展，不破除“等”“靠”“要”“保”的思想，振兴仍然无望。
忧思四：民企没有大发展
东北振兴的突破口在哪里？国退民进。
东北现存大量的国企由于体制性矛盾没有解决，产权不清，市场化程度低、发展活力不足，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东北只有破除体制坚冰，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扩股、兼并国企，转变现有的体制，建立全新的市场机制，实现产权、人力等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才能振兴有望。政府未来的重点应该是扶助民营企业快速成长，大量吸引国内外民营资本进入。未来东北振兴的标志是，看民营企业长大了没有，看民营企业与混合所有制企业是否能主导东北经济。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对东北问题也曾谈到，振兴东北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最大的阻碍是国企问题，但破除这个阻碍的“突破口”并不在国企本身，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东北地方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民营企业就能在税收、就业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且还能为国企改革提供空间和经验。目前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难”，启动民间资本，拓宽融资渠道是政府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
对于融资问题，若干民营企业家已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包括：
其一，创建场外交易市场和跨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已提出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的决议。东北应当通过建立场外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和代办股份转让市场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东北取得上市资格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开创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渠道，发展产权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提高资本流动速度，加强老工业基地的造血工能。
其二，加快民营企业的上市步伐。东北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能力从整体状况来看，质量数量都不及浙江、江苏、山东，壳的资源流失严重。这些上市公司直接融资能力的下降与东北缺乏效率高、效益好、高成长性的民营上市公司有直接关系，直接融资渠道补偿制约了东北民营企业的发展，东北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大多数公司是审批之下由原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上市完成的，但改制不彻底上市后三公开不到位，此外产业结构老化也是企业发展的致命伤。受到上市额度、上市门槛的限制，东北只有少数民营企业成为幸运儿进入证券市场。党的十六大提出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特别提到融资上市的市场准入问题，对彻底消除民营企业上市的障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东北上市公司的造血机能，必须从东北上市公司的质量入手，支持鼓励东北民营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带动东北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支持国有控股的东北上市公司国有股向民营企业转让。通过民营资本的进入建立股权结构合理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提高东北上市公司的质量，东北民营企业应积极拓展直接渠道，不但要在国内A股直接上市，而且要抓住有利时机在国外上市。有条件的东北企业可以买壳上市，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忧思五：贪污腐败横行
东北人胆子大是出了名的，然而这种胆大的名声并非来源于创业、拓展事业的大胆，而是闻名于违法乱纪上的大胆。从“王守信案”到沈阳的“慕马大案”，共和国反贪录上留下了东北人几个惊世的案例。腐败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曾任里根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哈佛大学教授费斯坦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会带来惊人的资源浪费”，会导致成本上升而素质下降，还会有不少后遗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在《二十一世纪的角逐》中说，“看不见的手”有可能变成“扒手的手”。同样，“看得见的手”也可能变成“扒手的手”。
在政府的职能和活动中，干预导致资源浪费、留下后遗症，以及变成“扒手的手”的现象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国外不少国家的“丑闻”，都与官员直接干预经济有关，政府干预经济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
以政府为导向，强烈干预企业事务的必然结果是大批的资源掌握在官员的手中，权贵主导市场，大肆掠夺市场资源，攫取资产，成为资本的垄断者，其后果是资源的不均衡不合理不公平分配，使市场经济变成权贵经济，甚而引发社会动荡。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人们屡屡提及的东北“项目怪圈”现象，千辛万苦引来的项目最后却催生出一堆腐败分子。所有因项目而起的贷款、投资最终都被官员攫取，层层分食，百姓一无所获，生活仍然无望。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在东北某些城市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贪污腐败的结果是社会成员的少数，一夜暴富，而多数成员贫穷，且越来越穷，党中央制定的全民奔小康战略，岂不就会有落空的危险吗？
东北不从腐败的根源上遏制腐败，那么振兴仍然无望。
忧思六：酗酒成风
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喝酒喝出一个现代化。许多人熟悉这样的东北俗谚。喝酒真能喝出现代化吗？
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然而与东北人打交道，很多外省人士都有同感——缺少诚信。东北人酒宴上与宴后截然相反的行事作风让很多闻风而去的投资者望而怯步：酒桌上大胆承诺，立马拍板。酒醒后全盘否定，推翻重来。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企业家，上行下效，如出一辙。最终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国人视东北人为不讲诚信的人。
商业聚会、洽谈，为促进友谊与联络感情，宴请公关是难免的，关键是懂得适量、适度、适可而止。饮酒不计量，强行劝酒，以喝酒的杯数多寡论友情之厚薄，以喝得呕吐为关系好坏的标志，多少项目、资金就这样的被吃喝之风挥霍殆尽。这种酗酒风气非但引不来项目、客商，反而令大量的投资者，视之为雷池不敢轻易涉足，没有一个精明的客商会视酒肉朋友为最佳合作拍档的。
善饮酒，海量，对于东北人来说是值得夸耀的，但是现代商业行为讲求的是规范、文明、高效，特别是我国入世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家庭，商业行为的规范与文明程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水准。酗酒成风，喝酒成瘾非但不是一个值得夸耀的美德，反而有损于东北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形象。它是落后愚昧，传统小农作风的粗俗表现。市场经济不是靠喝酒能喝上去的，它靠的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靠的是建立诚信、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靠的是企业家应具备的精明、开明而高明的头脑和拼搏务实精神。
饮酒的文明程度，关乎东北人的形象，可以列入东北人塑造精神文明的形象工程。酗酒之风不破，东北振兴无望。当资金、贷款一如继往地被用于无度的狂喝滥饮上，何谈东北振兴！
东北是“最后的计划经济堡垒”，攻克这个最后的堡垒，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完全融入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场决战。党中央关注着东北，全国人民关注着东北。东北攻坚，需要具备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一往无前地破除旧体制的坚冰，另一方面要彻底切除计划经济留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顽症，只要两手一起抓，东北振兴大有希望。
——2003年10月26日
（本文原载《中国聚焦》杂志2004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