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研究院

习近平主席更明确提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他又说：“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

章琦回顾了中国发展研究院自2002年11月29日创立以来十三年所走过的历程。

章琦说：中国发展研究院忠诚地实践和探索中国新型智库之路，在众多有识之士与开明领导的支持下，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凝聚智慧，影响决策，取得了累累硕果，赢得了中国领导人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基本实现了创立之初设定的宏远目标：关注中国发展战略，打造中国兰德公司。

2003年春天，中国发展研究院专家组应江阴市委主要领导之邀，前往江阴、靖江调研，完成了《开明人士的高明和精明之举——关于江阴、靖江实施跨江发展联动开发共奔小康战略的调研报告》，并直接送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半个月后，李源潮亲赴江阴、靖江调研，充分肯定了这一开发模式，并对江阴作出了历史性的定位。我与专家们的大胆推论和设想落地生根，江阴、靖江实现联动，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打破行政区域樊篱，整合两地资源，由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典型案例。靖江前任市委书记刘建国认为：江阴、靖江开发联动，这是中国首创的石破天惊之举。

经过10年的努力，先富的江阴与相对落后的靖江，在联动中扬长避短、优势互补，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靖江的GDP翻了九番，江阴翻了七番。在靖江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座现代化新城已经崛起。江阴、靖江联动开发模式已成为中国突破行政区划、先富帮后富的典型案例，很多地区与城市纷纷效仿，中国从此开创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全新模式。

2003年，我们应邀赴江阴、靖江做跨江联动调研的同时，意外地发现了长江被严重污染的“秘密”。相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令人震惊: 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有２５６亿吨，即每分钟长江所接受的污水为３吨！长江沿线出现了一些癌症村，有的村子里癌症患者高达上百人，湖南、湖北的血吸虫病死灰复燃。长江水中所含的重金属超标严重，长江已面临六大危机，母亲河长江已发生早期“癌变”！若不及时拯救，１０年之内，长江水系生态将濒临崩溃。于是我院与全国政协联手，策划并组织实施了举世瞩目的保护长江万里行。在一个月内，国内外媒体就发有关新闻一万八千多条，凤凰卫视制作了播出时间长达一年的《中国江河水》专题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水资源的保护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我们的很多建议被中央决策层采纳，中国水资源的保护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我院确实起到了“报晓鸡”和“撞钟人”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环保意识。尔后国家高层决策，刮起了保护水资源的暴风骤雨，中国的水资源污染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保护长江万里行已深深嵌入中国的历史，成为世界水资源保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

2004年的时候长江流域经济带的GDP是6.8万亿，到去年2014年十年之内，已增长到28万亿。

21世纪初，上海的定位是建设世界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我院认为，与未来的城市愿景相比，上海还缺少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一是缺少自有品牌；二是在打造四个中心的同时，上海还应该成为国际文化中心。2003年初，我院首先向上海市政府递交了“打造自有品牌，创建国际文化中心”的战略建议书：继而又偕同上海有关部门举办了“名牌战略与企业发展”论坛以及上海名牌发展战略座谈会。在这一时期《解放日报》分别刊登了我院关于“把上海建成国际文化中心之一”和“打造上海的名人名牌文化”的署名文章，对上海市委、市政府影响很大，品牌战略已成为上海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共识，我院领导应邀多次赴上海各区演讲，推动上海的品牌建设。

2008年，我院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 “把上海打造成世界创意设计之都”的中肯建议，俞正声书记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了重要批示。上海决策层吹响了向世界创意之都的进军号。一年后，联合国有关机构已批准上海为世界创意设计之都。

上海市的文化创意产业的GDP从2008年9%GDP提高到2014年12%，增长3%，每年增长700多亿。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我院关注的重大课题。２００５年４月１日，在我院的创意策划推动下，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中国循环经济高层研讨会”。在会上，推出了走在循环经济前列的湖南泰格林纸集团。这一年该企业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当年从国家发改委获得了40多亿人民币的大项目。《参考消息》在头版转发了境外媒体对这一事件的重要评论，认为中国的环保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

2006年一股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之风吹起，在这一年的5月，几位颇有名气的学者提出取消中医、中药，并在网上发起签名活动，一时间中医中药无用论甚嚣尘上。我院敏锐地意识到：否定中医中药，绝非空穴来风，他们要否定的不仅仅是中医中药这个行业，更主要的是要否定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企图斩断中华龙脉之根之心昭然若揭。

在这个事关中华传统文化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院挺身而出，率先在《南方周末》发表长篇署名文章《为中医药平反正名》，痛击“中医、中药取消论”，并提出复兴中医药的十大对策；8月26日，我院上书中国领导人：“中医药已进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引起了中国领导的高度关注，并做了关于“坚定不移发展中医中药”的重要讲话。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关心支持下，由我院拟就的“中医中药世纪行”方案经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批示后送呈国家中医药局，后改名为“中医中药中国行”，并于2007年7月7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隆重举行启动仪式。中国发展研究院与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合作举办的首届中医药高峰论坛也于2007年11月12—14日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黄孟复、李蒙三位副国级领导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坚定不移发展中医中药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015年，我院再次关注并调研中医药的现状，意外地发现了中国中医药发展已陷入明兴渐亡的境地，于是，我院再次上书国家领导，送呈了“中医药发展关山重重，设立中医药部与立法是中医药发展必须翻越的两座大山”的建议信与详实的调查报告，现已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2013年11月，中国发展研究院策划发起首届世界健康论坛，该论坛邀请了联合国健康与环境组织、《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等机构联合做主办，成功在京召开。潘基文先生做了视频致词，第六十七届、六十八届联大主席武克·椰雷米奇、潘基文先生特别助理金源株先生等联合国十几名高级官员出席了会议，六百余位国内外专家、企业代表等在京共话人类健康与发展。

从2011年年底开始，历时四年，我院完成了《长吉图发展战略暨长吉一体化实施决策咨询报告》、《长吉图国家战略体制机制创新》、《长吉图国家战略是开启和平发展之门的金钥匙》，《长吉图国家战略与中美、中日、中俄、中朝韩》等多份研究报告，破解了影响长吉图发展战略实施的诸多深层次难题，找到了开启长吉图发展战略的金钥匙，向党中央、国务院、吉林省委、省政府递交了一整套满意的答卷。

2013年下半年由我院牵线搭桥，国内一家知名金融机构与长春市政府签署了融资一百亿规模的协议，截止该年年末成功融资近二十亿元。

2015年，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分别到吉林调研，对长吉图寄予厚望。习近平在考察时强调，设立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是中央的一项重要部署，要把先导区建设成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示范区。

2014年2月，我院在帮助首都农业集团做整体发展战略的时候，首农二级企业，我国禽业行业协会会长，亚洲最大白羽肉鸡生产厂华都集团负责人及有关企业专家找到我院，请中发院关注h7n9病毒对中国禽业的致命影响。经过深入调研，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禽”字。当时国家流感参考实验室表明，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病毒是通过家禽直接传播给人类的，养禽厂也末检出H7N9流感病毒。于是，我院撰写了一份 “建议将H7N9禽流感改名为H7N9流感，减一个字、救一个产业、稳定上亿人”的建议信，并将这封建议信及专家们撰写的报告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后送呈给习近平总书记和俞正声主席，不久获得领导批示。不到一个月，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我院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如果不反腐败，中国这盘棋确已走不下去了。2013年春节，我去海南拜谒了海瑞墓，不由自主吟出了一首诗：“神州大地风雷激，贪欲横流世人惊。海瑞重生呼无奈，肃贪救国唯近平。”后来，我将这首诗请书法家写就一幅书法作品，拍成照片，送给习近平主席，支持他大力反腐。

2014年10月，我看到了反腐败遇到了重重阻力。于是，我给七个常委写了《只有常委带头公开财产才能有效治理中国腐败》的建言信，建议七常委带头，公开财产。中央办公厅反馈，有多个常委作了批示。过了２、３个月，我们先在国外媒体上看到中国七大常委的财产公开，很快又在中国媒体也看到了。

2015年，我院观察到中国反腐败进入了“胶着状态”，“不作为”成了很多官员们的选择。于是我分别给习近平、王岐山上书，建议中国要尽快建立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舆论监督、法律法规的制约机制，让权力关进笼子成为现实。否则，腐败分子就象割韭菜，割掉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前腐后继，象瘟疫一样肆意妄为。我们建议：当反腐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权力已被关进法律与制度的笼子里后，党和国家的首脑应该考虑大赦天下，打击少数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拯救大多数“无心之过”的干部，这应该成为反腐倡廉的基本国策，如此才能减少阻力，减轻风险，稳定大局。

章琦最后深情地说：我与我的同仁们用了十三年的时间，锻造了中国发展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不仅属于我和我的同仁们，也是属于中国，属于中华民族，更属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