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勇为改革鼓与呼
文 / 沈惠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到冲破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束缚，到改革不可动摇的争论，到党的十八大重启改革的期待和呼唤，周瑞金“铁肩担道义”，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胆略，一以贯之地执笔诤言“鼓与呼”。他和“皇甫平”已成为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这期《中华智库》封面人物是周瑞金。章琦社长几次在电话中嘱我“写篇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的介绍文章”。
本来，周瑞金担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兼任华东分社社长时，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老师，他来分社时，每每都走进我办公室与我亲切交谈。我成为出版人以后，他热情将主编的相关书籍交由我社出版；并因我请求，多次为我社出版的图书作序。在相关首发式和研讨会上，我有机会坐他身旁一次次倾听他带有温州口音、极具亲和力的讲话，语速沉稳却气场十足。写周瑞金，我还真有独厚条件。
但写作难度也显而易见。案头置放着周瑞金馈赠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2003年文汇出版社）《中国改革不可动摇》（200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皇甫平改革诤言录》（2015年人民出版社）《皇甫平：中国改革何处去》（201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力著，书中除了收录他那些“为天地立心”的篇章，也有《我与皇甫平》《格言·读书·人生之悟》等自述实录，还附录了《有胆有识的总编周瑞金》《一个总编辑的成长历程》《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周瑞金：宁做痛苦的清醒着》等专访，详细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以及撰写、组织、审改评论的方方面面；其他媒体和网络对他的采访随处可见，本刊也多次刊发他思路开阔、针砭时事的力作，我本人也写过《深化改革：用行动检验决心——周瑞金访谈录》的整版文章，因此有种“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觉。
但我还是决定要写。不仅是受之重托，而且确实想写。即使写不出新意，热情还是充沛的；即使没有“高屋建瓴”，写得“接地气”还是有信心的。
我因此把本文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我的这些文字，算是开篇导读；后半部分直接辑录周瑞金的改革诤言及相关警语格言——以此满足“气势恢宏”的要求。
“机缘巧合”的自觉担当
在《皇甫平改革诤言录》《皇甫平：中国改革何处去》两本书中，周瑞金都用《勇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作序言，可见他对此文的重视。
初读此标题，让我想起彭老总的《故乡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1958年，在党的总路线鼓舞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希望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却也导致农村浮夸风泛滥。彭老总没有被那廉价的欢呼声所迷惑，他深入了解民众疾苦后，写下这首饱含忧国忧民深情的诗篇大声疾呼。如今，瑞金老师借用彭老总诗句点题，表达勇为改革鼓与呼的坚定信念，真是恰到好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到冲破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束缚，到改革不可动摇的争论，到党的十八大重启改革的期待和呼唤，周瑞金“铁肩担道义”，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超凡胆略，一以贯之地执笔诤言“鼓与呼”。他和“皇甫平”已成为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说起皇甫平系列评论的来龙去脉，周瑞金将此归之于“机缘巧合”。
1991年2月11日的那个晚上，上海市委分管思想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在康平路家里约谈周瑞金，给他看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最新谈话材料。1月28日起，小平同志来上海准备过春节期间，在视察参观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朱镕基亲自记录整理了其中的多次谈话。
周瑞金回忆：“我当时看后的第一感觉是，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更迫切了。对我触动特别大的是，他在谈话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还强调要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不行，不要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由于国际制裁和经济整顿等众多因素，从这一年开始到1991年，我国经济连续三年下滑。1990年更是跌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在这关键时刻，小平同志的讲话振聋发聩。
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迅速主动组织，撰写发表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第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赶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刊出。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三篇评论也相继发表。四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阐发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为推进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完整舆论先导系列，一场激烈的交锋与论争由此引爆。
“皇甫平文章有何背景？谁授意写的……”对种种疑问，周瑞金退休后写了《我与皇甫平》做详细披露，包括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的具体细节，包括为什么署名皇甫平等等。人们终于明白，“授意”他组织撰写皇甫平系列文章的，是一位党的新闻传媒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性和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高度责任感。如果说奉命，那是奉历史、人民之命，而不是奉哪个人之命。事实上，当他在市委领导家里看到小平讲话记录时，也可以一看了之，等待指示；或仅在周围熟悉的领导圈中神秘兮兮地吹吹风。但自从进入新闻评论领域那天起，周瑞金就将“我为人民鼓与呼”看成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他要用手中的笔“击中社会绷紧的那根弦”、“敢于写出新观点，敢开第一腔”。
他当然明白，敢开第一腔、勇于“鼓与呼”往往是要冒风险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心怀坦荡、性情耿直的彭老总不就因万言书的“鼓与呼”而惨遭迫害吗？古往今来类似事例不一而足。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媒体工作者的使命，使周瑞金“明知故犯”，不惜屡屡“闯祸”。
1986年，他决定在解放日报一期专刊中以漫画手法表现领袖风采：一幅《中国牌》——邓小平在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桥牌”；一幅《唱新歌》——胡耀邦指挥现代化建设大合唱。报纸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称赞者认为漫画使领袖们更有亲和力，表明了政治民主化；反对者说是丑化领袖、文革“阴魂不散”……最终还是中央领导表态，肯定了这种版面的改革举措。在专刊上刊登领袖漫画，周瑞金在全国党报中创下“第一”。
1989年1月，布什大选获胜，当选美国新总统。周瑞金决定将此国际重大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报纸一出版，立即“被议论的唾沫淹没”——又“闯祸”了。他却义无反顾：“长期来，我们党报头版充斥着不痛不痒的领导讲话，国际新闻包括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都没上过头版，更别提头版头条了。是有明确禁令吗？没有。是新闻工作者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决定试一试、闯一闯。”他这一“闯”，在全国党报中又创造了“第一”。市委领导也充分肯定这个历史性的突破。有意思的是，这天，周瑞金正好出任解放日报“一把手”。
这一次，周瑞金又因皇甫平文章遭围剿。当时他已受命任香港大公报社社长，机票都已买好，却因“左”派告状，中组部临时一个电话突然取消了对他的任命。“其实，在撰写文章时，我们是做好冒风险准备的。但绝没预料到或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周瑞金对此感慨不已。两周后，报社为庆祝建党70周年举办书画展，他挥写大字条幅挂在醒目之处表达坚定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两年后果然雨后见彩虹。随着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发表，那些激烈抨击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左”派政治家、理论家终于偃旗息鼓。皇甫平文章在第二届中国新闻评奖中，以高票荣膺一等奖。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3年4月，周瑞金被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现在来看，两年前执掌地方党报时，他的心胸和视野早已跃上了更广阔的平台，朱镕基因此评价他“文才可用，心术尤正”。如今进入中国第一大报当老总，对他也算是工作岗位上的一种“名至实归”吧。
“重出江湖”的淡定从容
皇甫平重出江湖。一时间，湖面上风急浪涌。
2006年春节后，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文章认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并尖锐批评了当时否定改革的部分言论倾向。
文章署名“皇甫平”。又是皇甫平！
人们当然想起15年前发表在《解放日报》，倡导深化改革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不同的是，这次最初是发在网上，周瑞金称此“很讲策略”：因为“网络上可以反对，可以支持，比较自由，也不会成为正式的论争。我作为一个退休者，依靠自己对社会的见解，发出醒世微言。海外媒体揣度我言论的背后动机时，我马上在网上回应，讲清来龙去脉，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和猜测。及时澄清，这就是策略。”
周瑞金要表述的，就是对改革反思的各种意见不应该导入姓“资”姓“社”的制度之争，而应该是改革如何深入的问题。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深化政府职能、机制与管理体制改革，才是深化改革，解决民众诸多不满意的关键所在。
“我观察改革争论了两年，发现主流媒体都不说话，任凭异见汹汹，混淆视听。我看得清楚，所以才写了《改革不可动摇》，引得中央和社会重视，促成改革共识达成。”周瑞金这样介绍写作背景，同时明确表述 ：“作为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老报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笔是不能退休的。我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我还要经常地为改革发声，这是本分，就是损害到副部级身份，我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这位惯看秋月春风的老报人从没在“江湖”隐退，因此也谈不上复出。所谓“复出”的，只是“皇甫平”。
令他尴尬的是，也恰恰因为是皇甫平——他在文章中真正想表达的意图反而被遮蔽了。其实，这次沿用“皇甫平”这个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署名，并非周瑞金本意，而是《财经》杂志主编在转载时认为用“皇甫平”会有更大影响力，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用此署名。有人借此大做文章，甚至说周瑞金的言论置民生疾苦不顾，鼓动改革是为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代言。
周瑞金不禁为之动容：“我同意自己是改革的得益者。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机会有平台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这也是因为改革才有的。但我绝不是那种依靠腐败、损人利己、以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得益者，我更不是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自有时间、公众、历史、实践去检验。”
面对网络上的反对、非议声音，周瑞金从容淡定：“受到攻击说明有影响，我就怕文章石沉大海。引起争议，可以促发大家思考。这个时候应该有静气，几篇反对文章算什么？我自认站在真理的一面，顺应潮流。这不是个求个人安稳不安稳的问题，我有话就要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我家里人不赞成我写文章，说一篇文章能改变什么？我说，一篇文章是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作为老报人、老干部，应该有改革成败、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我想安度晚年，但我还有一支笔，就这么一支笔，能说说话。”
这些年来，或在上海影城旁的“真锅咖啡”，或在去参加会议的途中，我曾有机会多次与周瑞金深入交谈，面聆教诲。因此也对这位可敬可亲的前辈有了更多了解。当年，他从浙南偏远山区翻山越岭到温州城读中学，常因家贫不能及时交伙食费而被学校停伙，饥肠辘辘却心比天高，课桌上摊开的是《莎士比亚戏剧集》。有一次，因为写了《致诗人闻捷的一封信》大受老师赞赏，周瑞金因此萌生作家梦，希望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他的作品。此后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走出，最终成为笔走龙蛇的新闻大家。
事实上，家境贫寒，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他们同学几乎都有拿着“人民助学金”完成从小学直至大学学业的经历。他所在的温州一中6班是个贫寒的班级，在1957年有44人报考大学，有36人被录取。光是复旦大学新闻系，这一年就录取了温州一中4名学生，堪称空前。他所在的复旦大学新闻学1957级80多位同学，也大都是寒门子弟。他们极尽聪明才智，将改革开放所给予的机遇拓展到最大，成为各领域的翘楚。其中有的出任共和国的部长，有的当上了将军，周瑞金则成了中国第一大报的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他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个共同特点，是在党和国家直接培养成长的，所以有很浓的感恩心和很强的责任感。这也是周瑞金上下求索、勇为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的思想根源吧。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周瑞金虽已职务到龄，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觉得责任不受年龄限制：“官可以不当，文章不可不写。作为中共的一员，我从不以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可以放弃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是不能动摇和放弃的”——周瑞金直抒胸臆。这也决定了他到了身可由己时，依然宝刀不老，驰骋江湖。
“犯上不乱”的警世诤言
“曾有论者评我近年来所撰写的评论、政论文章，是‘犯上不作乱’、‘离经不叛道’。我坦诚接受这种评论。”周瑞金由衷坦言。
2009年，举国欢庆建国60周年之际，他百感交集，不禁思考起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的一次谈话内容：“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这位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的党报老兵，大胆越雷池，发表《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文，直述盘绕心头的忧虑与思考。这是全国最早阐述小平同志晚年重要观点“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还困难”的文章，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高层的重视。这些在2009年提出的观点已被今天的反腐现实所完全证实。
在文章中，周瑞金疾呼要“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遏制基层权利的失控”、“反思维稳逻辑”，枪挑社会痼疾，即使“太岁头上动土”也毫不顾忌。他列举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及群体性事件，忧心忡忡地指出：“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如何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止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直接关系到“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对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周瑞金鞭辟入里、直言不讳：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从征地拆迁、土地出让、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到项目选址、施工监理、工程验收、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充斥了权钱交易。”“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2004年，周瑞金办了退休手续后，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当起了独立董事，同时兼任一家民营企业的顾问。设身处地地了解国企的弊端和民企的艰难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不仅“盘踞”自然资源的瓜分,还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甚至还渗透政法系统，动摇了社会对法治的信心；有些地方政府也成了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的橡皮图章。
而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各个发达地区和繁华都市的灯火阑珊处，都有为数不少的贫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眼看着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眼看着那一幕幕沉痛辛酸的人伦惨剧，周瑞金义愤难平，在文章中疾呼“要痛下决心，与只图眼前灯红酒绿而不管将来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团’毅然切割，要像史书记载的那样：‘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
同样，对政府目前的维稳做法，周瑞金也觉得大可反思。公权力在平息突发事件过程中，往往滥用强制手段，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判断，已形成某种习惯逻辑：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人别有用心“煽动破坏”，境外敌对势力“策划支持”。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
值得重视的还有“维稳”的成本问题：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手和财力开销；所谓“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花的也都是纳税人的钱。这其实都事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在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周瑞金发表《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提出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他这一“改革路线图”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2年2月，周瑞金有感于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在《同舟共进》杂志发表题为《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的政论文章，直言不讳指出发展起来以后问题繁复尖锐，“中国改革再度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文中列举中国当时面临的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问题严重；社会腐败除经济领域腐败之外，向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发展蔓延。因此，作者迫切期待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新领导，能重新凝聚全党全国改革共识，全面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2013年7月6日，周瑞金作为嘉宾，在“岭南大讲坛”发表演讲，主题是《社会改革目标：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他通过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社会转型期的陷阱、深化改革的方向路径以及可能的结局，提出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他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的变化，谈到对社会管理创新和建设公民社会的理解，提出了社会管理的主要问题与改革创新的基本思路，尤其提出政府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从2014年10月起，周瑞金启用新笔名“皇甫欣平”，相继发表《终结腐败》、《砍树救林，除恶务尽，标本兼治——再论终结腐败》、《杜绝买官卖官，改革干部选拔制度——三论终结腐败》三篇系列文章。其中第二篇是根据中纪委领导的意见和要求所撰写，在《财经》杂志重点推出后，产生很大社会反响；第三篇在《同舟共进》杂志刊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瑞金解释，选在这个时间点发这三篇系列文章，是希望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对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败工作作一个评价。他期望更强调按法律来惩治腐败。“一个权力配置失当且无足够监督约束的官僚制度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巨大酱缸或者说绞肉机，这边进去的是一个有为青年，那边出来的则是一个贪官污吏。”只有通过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才能彻底终结腐败。
时隔23年，从“皇甫平”到“皇甫欣平”，从位重权高到退休老兵，周瑞金不改初心，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新闻事业“鼓与呼”，立下独特战功。我因此想起毛泽东写给彭老总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出世”“入世”的人生智慧
2012年8月，周瑞金主编的《五十年后的感悟》刚由今日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的文章《格言.读书.人生之悟》就由《解放日报》连续转载一周。在此文中，人们看到了周瑞金更多的报人本色和心路历程：他一辈子信奉的四句格言；影响了他一生的六本书；他抱定“以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的佛家信念；他每日参禅，诵《心经》《大悲咒》；他恪守养生的平衡之道……
在曾任中央党校最年轻的宣传部长黄晓河的新书发布会上，压轴发言的周瑞金高僧悟道般讲起“善待人生五个‘最’”：“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事业，人生最大的智慧是舍得，人生最大的财富是朋友，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亲情……”当时天色已暗，与会者全神贯注，顾不上晚餐，听得津津有味。
为了推动改革开放，为了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见解，周瑞金不时遇到一些曲折和委屈。一次游览长沙岳麓书院时，他看楹联头三句“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顿觉醍醐灌顶，并作为格言砥砺自己。平时，他把别人用在唱歌、跳舞、打牌上的时间，全用来看书、读报，还有每天三个多小时的“网虫”活动，关注国内外时事，看网友的评论，他还加了不少微信群。
周瑞金说《金刚经》曾对他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也一直在研读《金刚经》。正好有天他来到我办公室，我借机向他请教。他说：读《金刚经》既可深入观察客观世界，又能潜心主观精神世界，修炼心灵，体验生命的真谛，追求“无所住而生其心”，修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本体。
在主持《解放日报》工作时，他曾感觉身体微恙。上海中医药大学王若水教授建议他以打坐和修禅去浮躁，防失据，提得起，放得下。从此只要条件许可，他便盘腿入座。参照南怀瑾《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他更是一招一式地学了起来。他写的《奇书·奇人·奇功》，是大陆第一篇全面介绍南怀瑾的文章。经汪道涵推荐，此文放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案头。南怀瑾获悉此文，专程派弟子到上海看望周瑞金。1998年，周瑞金率人民日报社新闻代表团赴台湾访问，专程绕道香港拜会南怀瑾。耄耋之年的南怀瑾精神矍铄，见到周瑞金就说“南书房行走来了”。这既指周瑞金是中共机关报主管言论的副总编，常跑中南海；又戏称他是到“南怀瑾书房行走来了”。这对“忘年知己”由此演绎出一段奇妙缘份。
从进入大学开始，周瑞金始终遵循“无为不入世，有情始作人”的原则。他崇尚张载倡言的“为天地立心”。《解放日报》现任总编辑陈颂清认为，敢为天地立心者，才能为民众立言。像周瑞金这样的前任老领导，敢于坚持真正的人文精神，写评论既讲究策略，又有一种势如破竹论述天下大事的气概和胆量，敢开第一腔，勇于鼓与呼，他已成为“立言”的榜样。
1986年夏，章琦在齐齐哈尔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主任任上，促成上海市老领导汪道涵、陈沂带领上海企业家代表团访问考察黑龙江，随团同行的周瑞金由此与章琦熟识。当章琦与艾丰共同创办中国发展研究院时，周瑞金欣然出任顾问。他为章琦《智利天下写春秋》书稿作序的标题是“位卑不敢忘忧国”。章琦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周瑞金不仅“位卑不敢忘忧国”，而且“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坚定不移地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鼓与呼，这种抱负和情怀，值得有责任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坚持。
《岁月·人生·思考》杂志的两次年会，周瑞金都应邀到场 指导。在杂志主编、上海爱建集团党委书记范永进看来，在岁月中艰苦历练、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对时代和社会的独到思考，使周瑞金独具人格魅力。经过高位权重洗礼，他依然保持“峥嵘岁月”的激情，可以说是修禅的最高境界。范永进特别喜欢周瑞金写给他的一段话：“大其心究天下之物，虚其心纳天下之善，静其心观天下之势，平其心论天下之事，定其心应天下之变，雄其心创天下之业。”他觉得，这其实正是周瑞金的写照。
周瑞金诤言录
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我已到古稀之年，与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一样，深切地关注着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我 国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即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等所导致的利益阶层固化现象，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改革创新
新闻宣传要为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不是拖改革大局的后腿。忽视甚至蔑视民众的诉求和心理感受，与民心渐行渐远，就有可能成为执政党的某种“负资产”。
把人民给我的回馈给人民
我是个老报人，当然，也是一个有副部级身份的老报人。从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开始，就是国家和人民培养了我。我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干了几十年，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的这支笔。作为一名老报人，我只有把人民给我的回馈给人民。我的人生价值不在“副部级”，而在“老报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笔是不能退休的。我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我还要经常地为改革发声，这是本分，就是损害到副部级身份，我也在所不惜。
希望不能都寄托在“清官”身上
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需要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关注公共利益的知识分子来努力。我们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清官”、“好领导”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公民责任。
中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无能为力之感还是有的，但社会前进遇到的问题都是客观的存在，个人再有忧国忧民之心，社会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希望演变。虽然会有无力之感，但是我从不悲观。我们不能只相信《新闻联播》里的中国，它的光明面太多了；也不能完全相信网络里的中国，它揭露的阴暗面太多了；我们更要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中国。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看，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让人抱有希望。
“清醒者”和“清静者”
我希望能成为有佛心、道骨、儒表的人。我对国事、社会事、天下事，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对家事、子女事、个人事而言，愿做无忧的清静者。自己这一辈子前20年是一个学习做人、接受教育的阶段，后来用了15年时间真正熟悉新闻，采访、报道、评论、拼版都会了，真正发挥自己作用的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现在76岁了，大概还能干到80岁吧。
新闻管理体制的问题
另外我觉得现在地方党报的作用是削弱的，地方党报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声音，也没有一个地方党报有一篇有影响的，包括《解放日报》，我的母报，以前我还可以在《解放日报》写“皇甫平”的文章，今天这种文章也出不来了。这里面牵扯到我们新闻管理体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当年在《解放日报》工作的时候，相对宽松的环境，我的言论我自己把握负责，报社社长有权决定发表他认为可以发表的评论和报道，这个当时做到了，当时80年代是可以做到的。
管理宣传不能像“列车运行表”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像管理“列车运行时刻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宣传管理中，直接介入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宣传的部长甚至是局长、处长颐指气使，俨然成了报纸的总编辑，而报纸的总编辑反倒成了总编室主任，等因奉此，照办不误。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确保任何环节不出一点纰漏，却扼杀了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宣传管理的实效，反而让党管新闻的位势降低了。按照这种管理做法，出现了千报一面，全国媒体按某个时刻表同时宣传树立某个典型，而不是由领导部门提出当前宣传的某种主流价值观，让各媒体自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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