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 

王黎东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新常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陆续出台了新经济政策，展示了执政新理念，这些政策和理念必须通过不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果，其中包括一些重大战略。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理论的兑现与实施，推进了在开放中的自主创新。因此，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

一、开放改变了中国

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大主权国家必然具有四大支撑力量：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简言之——经济、科技两大硬实力，国民素质、国家治理两大软实力。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

（一）开放提升中国经济实力

数字比较改革开放三十年前与三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变化（以1978年为时点）：

（1）

（2）进出口贸易额快速增长，三十多年来平均每年增速高达16%。贸易方式由传统实物贸易向虚拟电子商务转变，跨境电子商务从无到有快速发展。中国制造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成长，在绝大多数工业产品领域，中国产品产量都已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的传统制造业大国，全球几乎独一无二的传统制造业全产业链型全国。

（3）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实质性增长，百姓家庭银行存款增长加速，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从无到有增长强劲，电子商务、移动网络交易便利的购买模式与海量的商品信息加大了消费者的购买欲。部份中产阶级已不满足于国内传统商品，近年激增的海淘海购与消费升级趋势迫使政府作出供给侧改革，以升级产业结构来满足汹涌澎拜的新常态下国内消费需求。

（4）全球经济中国影响力与日巨增，比较美中两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未来趋势：

以上数据根据2016年美国咨商局(Conference Board)发布数据

全球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指出：未来“全球商品、服务、资金、人员和数据流动在决定国家、公司和个人的命运方面扮演着越来越大的角色”。而在这场深刻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产业变革中，“十三五”我国正顺应国际形势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发展互联网+为主的“双创”经济指向缩短与发达国家智能化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市场应用与产业化步伐的差距，这种产业的升级与更新换代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模式、工业制造技术、国民生活方式、城市化进程的转变是与以往三十年完全不同的。

（二）开放提升中国政治实力

与经济高速增长形影相随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转型与生产力、生产要素的变革与重新配置，中国从传统以士农工商为序列的农业社会大国向宪法所保护的多元社会多种经济成分平等发展的现代化文明强国迈进。在此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摸着石头过河的”国家行政改革措施，实现从计划经济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国政治生态，作为全球少数几个一党执政的国家，在历经三大发展阶段后，终于迎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逐渐走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的转变，即：从建国之初的在野党、夺取政权的政党——到1949建政之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执政初期的政党，因为缺乏执政经验、缺乏法治经验而不成熟的执政党——向改革开放之后实行依法治国，建立建全法治架构的执政党转变。

（三）开放提升中国科技、国防实力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量子通信、中微子振荡、高温铁基超导等基础研究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光学、制导等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重大突破，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诸层面，包括军事、国防都攻坚克难，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各方面都辛勤耕耘而开花结果。特别是我国农业在知识产权支撑下，逐渐走上一条健康、绿色发展之路，粮食产量已经实现了“十二连增”。全社会重视知识产权和知识经济，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和重大发明创造形成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四）开放改变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加速农村现代化

开放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这种文明程度集中体现在全社会公民对知识成果、法规的尊重、认同与遵守的意愿与行动；体现在中国制造日益摆脱仿冒制品、山寨产品流行的“山寨中国”的国际恶名；中国13亿人民近10亿农村人口摆脱落后走向现代化、走向城市与现代文明的实践成果。

中国知识产权报社发布《2015年中国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综合素养指数为52.3，与2008年相比提高了10.2，增长24.2%，表明我国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在逐步提升。中国农村农民参与新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在加快，重点体现在农村农民正通过国家硬件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下沉走入千村万户而搭上互联网经济的快车。

农村与城市“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从基础的娱乐沟通、信息查询，到商务交易、网络金融，再到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

二、关门将导致中国落后挨打

由秦汉至唐宋，中国以其发达的物质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之列，直到公元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对于中国和东方的财富向往，仍然是导致欧洲探险家发现环球航线和美洲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明清海禁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错失了一次重要的历史递进时期：当世界历史进入十四、五世纪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前夜，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出现，包括工业革命、欧洲商路构架的自由贸易、新教改革确立的商业契约精神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进入开放经济体展现出的时代历史转折关头，明清两朝政权恰好采取了完全与世对立的海禁闭关政策，使宋代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摧残殆尽，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日益远离全球时代的洪流而日益边缘化，强国日落。

据国外学者统计，明代中期到近代之前即1500年~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突破30％接近1/3。在所谓“乾隆盛世”的18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大概强于中国人的3倍。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1600年为1/4，1840年为1/5。在近代之前的明清两代，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江河日下趋势显面易见。经过近现代100年的衰败之后，中国的GDP在1949年之时降为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

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尤其是工业和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分别所占的比重。明代，中国GDP总量农业的“贡献”为年平均88％，手工业和商业占GDP的比重在最高年份都没有超过20％。换言之，不管明代的民间财富积累达到了何种程度，也不管当时江南大商人的生活有多么奢侈，明代的经济结构与近2000年之前的秦汉王朝相比，依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结构，直到近代都未曾得到全面的革新。甚至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依然还延续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中国传统、低效和粗放的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重依然高达65％，农业人口占所有劳动力比例也高达79％。因此我国近五千年的社会发展史从实质意义上依然原地踏步停留在传统农业大国阶段，未能进入工业文明序列，与欧美发达的工业文明国家存在世纪差距。

闭关锁国对我造成的消极影响可以总结为：

（1）闭关锁国，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未花即折，中国一直停留在传统农业国家，无法向现代工业国家进化。

（2）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3）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中国社会的文化科技与文明层级未得发展与提升。中国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至今与英美德日发达国家差距悬殊。

因此，闭关锁国的影响启示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吸收外国先进知识和经验，改造民族的落后意识，改造生产力，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

值得警惕的是，闭关锁国并不是封建王朝的专利，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闭关锁国与思想言论自由的党禁，导致中国社会经济与科教文卫的全面倒退以及封建王权个人专制专政的复辟，说明中国社会时至当代依然存在闭关锁国的可能。

三、为什么中国总有人要力主关上大门

前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以经济改革大踏步的车轮碾压了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开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而后改革时代的改革将而临着最艰难的对车轮与舵手本身的改革，它是一轮未必与以往有继承关联但确实将具有划时代意义更具剔骨疗伤性创新的改革，这一轮改革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一是原有的旧体制残余没有碾碎；二是上轮改革停滞形成的新积弊。旧体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新积弊则是在权利和市场相结合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利益格局、一批利益集团，它们集中在一批垄断性国企与行业中，寄居丰腴肥膏。权贵集团不但获取了大量财富，而且垄断了中国相当大部分的最好的资源和最好的机会。十几年来政府审批的项目已经减少了2/3，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并未让各界感觉减少，甚至有人感觉比原来更厉害，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审批，而在于这个权力的特点：无所不在，渗透一切，幕后操控国家权力。因此建立一个公平、规范的竞争时代，首先要破除权贵垄断，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也将启于此。这场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金融、财税、土地、国企改革等，而是国家治理，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要转变。判断的改革的标准有三点：一是民众的权利能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二是公权力能不能得到初步制约；三是经济社会生活严重失序的状况能不能得到基本扭转。

开放强国，闭关误国似乎路人皆知，然而依然有那么多人还在力主关上大门，为什么？就改革开放的目的与出发点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五类直接或间接反对改革开放的阶层群体，可以总结为：

第一类：非正常攫取中国财富者群体——既得利益集团，怕加大改革开放后清算他们的不法收益。他们想维持现状，把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既获取资源又可以变现，他们发自肺腑地赞美现在是中国五千年来最好的时期。所以在这类人群的阻力之下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实现中国社会减少贫富差距，达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的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是非常不易的。

第二类：没在捞到改革利益的社会极左派，念念不忘过去的旧意识形态者，留恋计划经济时代，看不惯改革开放搞活，不适应改革开放者。

第三类：文革中间的造反派及其子女们，通过文革暴力与阴谋攫取了政治权利与巨大利益者，至今未得到清算，仍然继续享有着不法的收益，依然梦想文革复辟再次实现政治与财富的不法上位。

第四类：受知识、技能的束缚，没知识，没文化，没技能，没能力而固步自封的底层人士、农民，在改革开放过程的分阶层轮动分享改革红利波断中依然没能受益波及到的，他们留恋毛泽东时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小，社会相对公平、公民地位平等，工农民众有话语权的岁月，而没有看到闭关锁国给中国带来的国弱民穷的严重后果。事实上公平社会的建立也正是需要进一步开放改革才能建立的，是当前改革不彻底，未到位的体现。

第五类：政治上的野心家，妄图通过重卷极左思潮，复辟红色专政，再次闭关锁国，封锁言论思想自由，重新实施愚民政策，捞到政治资本，按自己的利益计划撑权，胡作非为者。

中国历史上重来没有因开放而亡国的历史案例，只有闭关锁国导致国弱民贫的民族屈辱历史。伴随开放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山寨经济向知识经济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国民素质与文明层次的提升、国家行政治理能力的提升。

四、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

 “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的大趋势，开放是整个国家的一种文明程度，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基于以下几个中国现状：

（一）中国推进持续的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靠开放，用世界眼光全球经验，攻坚克难

本轮的经济改革重点问题包括：

其一、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农民跟不上现代市民的进步，城乡差距明显扩大，农民的收入没有达到跟工业化相适应的水平，形成城乡市场阻隔，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减小国民差距。

其二、未富先老、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告结，高地价高房价造成的低制造成本时代告结，需要忍受巨大的产业升级转型之痛，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改革进入深水期，依然需要通过开放，借他山之石攻玉，吸取全球治理经验，攻坚克难

　　从历史的延续性上来看，中国命运的盛衰关键问题是在社会根本制度和执政模式的建设上，不能让封建王权思想与王朝模式再继续下去，使中国走不出历史的轮回。中共十八大期间发生的诸多事情（包括各种政治谣传、政治丑闻和毫无规则的党内竞争等）表明中国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正在由告别“老一代红色革命家佐政干政”与新一代领导人独立执政的过渡期转变。对执政党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这些现象，用开放的心胸，面向未来，开百代之基业，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上，学习强国的政治治理经验，进行政治改革，重新调整中国的政治体制设计。

新政治生态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

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层面，与欧美总统制离任即无权干政、佐政不同，我国现有的政治权利架构设计中还存在着高于全党、全民代议制选举体制之外，超越于党章与宪法赋予合法执政的“隐形”权力层——中国式“元老院”对党的政治生活干预与作用过于巨大，依然能左右现行最高执政团队的政治决策，甚至人事任命，有违邓小平时期已定的党内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决议，这种离任不离政，退而不休的权利终身制，导致在领导层层面，造成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和利益的多元性，从而失去了政党的有机整合性；在社会层面，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已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一个开放的社会迫切要求一个开放的基于宪政权利约束机制下的的合法权力政治体系，去除超越于宪法、党章之上的中国式特权，还民于代议制政府的一元权利架构。“中国式老同志”要向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看齐，在完成美国独立的千秋大业之后，毅然解曱归田，不停步于独立战争时立下的个人丰碑，走向还权于民，走依法治国之路，为缔造一个法治、富强与保障民权、民生、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而贡献自己的历史价值，展示一个国父也不能凌驾于民权与历史之上的胸怀与榜样。改革高级干部待遇终身制是法治社会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

（三）科技进步，农业现代化、工业升级换代、第三产业的崛起还需要大力开放实现弯道超越

相比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70%以上的贡献率，我国创新驱动的效应还远没有得到全面体现，还有明显差距。中国的问题是资本过剩而好资产与高端技术短缺，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不及九牛一毛，这样的基本矛盾未来10年并不会改变。整个中国工业，除了军工外，我们基本没有掌握母机与核心技术，因此将依靠更加开放的全球环境与国内环境完成升级是必由之路，“买断全球”是生产要素与国际对接的一个机遇与重要手段。而海外的收购，不是金钱的收购，而是文明的对接，工业系统的互动，技术对市场，技术对技术，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碰撞与对接。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下，文化产业的价值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构建中国特色之路的政治、哲学理念、新东方价值观、话语权将是中国建构“一带一路”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前题与基石。

（四）我国行政监管水平与监管能力还相当低下，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金融、工业信息、海外投资管理领域的监管失当或监管能力的低下，需要通过开放，进一步吸纳高端人才，提升执行能力

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数据，中国进出口贸易中55%是外资，其中高科技类出口的87%是外资，这样惊人的外资企业覆盖率让我们不得不担忧我国自身产业的安全度。作为监管层，我们特别应该警惕外资大量收购和外资不公平收购对我国产业安全度的影响，特别是在国民基本生活保障领域，比如农业部门的粮食安全领域。是我们不健全的法规和不成熟的监管方法和低下的监管能力，导致了大量外企利用现行法律法规的漏洞，造成了众多对内资企业不公平的收购案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

（五）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新常态执行新经济政策、新执政理念，决定了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

十八大以来，面对经济新常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陆续出台了新经济政策，展示了执政新理念，这些政策和理念必须通过不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果，其中包括一些重大战略，如：

（1）                         中华复兴与两个一百年的国家战略

（2）                         一路一带战略

（3）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

（4）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5）                         南海战略

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理论的兑现与实施，包括：①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感开放不止步。②凡属于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

  因此，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

    作者简介：

王黎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专注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大型企业品牌管理研究，为地方政府与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近年参与的主要项目有：北京首农集团十三五规划、吉林冬晨国际物流走出去战略、上海知识产权商务集成港规划、长吉图战略规划与实施系列、中国能量医疗及中医中药发展战略、巴马国际高端养生产业发展战略、吉林辽源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战略等。研究成果收录于《中国大战略——从建言献策到城市发展战略》、《龙起东北亚决战长吉图——来自长吉图一线的战略研究报告》二书中，另有《中国私企经营风险原因分析》，《丑小丫的中国梦》、《风情上海滩》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