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国家新型智库的探索之旅
凤凰网记者采访章琦

记者：请院长介绍一下中国发展研究院创立的背景？
章琦：我们中国发展研究院是创立于2002年，距今也有近12年了。当时我们创办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一位是艾丰，经济日报总编；还有就是我。我们三个人当年共同创办了中国发展研究院。当时想起创办中国发展研究院，我们感到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需要能够发出一些独立见解的声音，能够进一步的推动深化改革。在这个前提下，智库要相对独立。所以艾丰院长就给我出了几个难题，他说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这样才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建言，相对独立的行动。我们总体的目标是，想打造一个类似美国兰德公司这样一个国家型的智库，创立初期就有这样的想法。这十多年来始终不移地按照这样来操作。这里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经费问题怎么解决？中国很多传统的意识里面主管是谁？当时决定在香港注册，注册以后在大陆展开工作。在建议建言方面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而且越做越好，说明我们改革开放35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能够扬我所长，而且发展壮大。我们的特点是：我们是相对独立的而且是综合性特别强的研究机构。我们不仅给国家的领导人、给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建言，我们还帮助设计方案，协助付诸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各界也都比较满意，而且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这些年比较低调，没做什么宣传，所以外界对于我们的了解不是很多。
记者：现在中国智库的发展面临哪些问题？
　　章琦：首先我觉得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叫智库？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库。只有它自由思考，才能够产生思想的火花。如果你产生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空环境下，是没有办法产生好的思想和创新思维，就像莫干山会议同样是如此。当年那批年轻人能够自由的畅想我们中国的改革应该怎么走？我们中国的未来是怎么样？所以他们才产生了很多建议建言，为中央领导所采纳。如果你所思考的问题，你所说的一些东西都是规定动作，都是上面领导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让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想，那么这样的话无法产生思想，无法成为一个智库。我觉得作为智库，我们不仅是要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更重要的是智库要提出解决问题和突破瓶颈的方法。光有方案是一纸空文，只有把问题解决了，把方案实施了，智库才算发挥了作用。拿一份报告、拿一堆材料谁不会啊？所以成为一个智库也确实是不容易的，它要你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它要你的综合素质非常强。一个人不能称为智库，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群体，一个机构、一个组织，由若干个智业的研究人员组成。这些人都是要有思想性，要有行动力的，思想要求是要很前卫的。那么，这样的话才能成为智库。我觉得我们中国要发展智库，现在是大好时机，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提出了建设新型智库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就这方面作出了专门的批示。所以智库现在成了大陆的热门词，大家都在谈论智库，都想用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推动国家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让国家更富强，让人民更富裕。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智库应该担当的责任。
记者：新型智库与传统智库有什么区别？中发院有什么优势？
　　章琦：智库也是有多重多样的，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发展研究院这种模式，不是唯一的；其他智库有其他智库的特点及专长。中央政策研究室是党的智库，它主要是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服务，给中央的决策提供依据，进行大量的资料的搜集、分析，形成报告，然后给中央领导决策作为参考。中国社科院也是官方的智库，它对国家每年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他们是靠国家财政来支撑运营。还有大学里面的智库，他们对一些课题进行研究，研究以后在杂志上发表，有的直接送达国家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等等。我们中发院是带有民间性质的智库，我们走的是市场化的路，我们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研究。当然，我们对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国家智库还没有触及到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我们想到了。我们就做一些前沿的研究，并且无偿地送给中央和国务院做决策参考。所以这类东西我们也做了比较多，中央领导批的也比较多。这是作为智库要有的担当，这也是尽我们一份责任。
记者：您认为中国发展研究院对社会的贡献有哪些？
　　章琦：我们研究的课题很多，当年艾丰院长，在中发院还没创立以前，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叫中国质量万里行，对于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不重视产品的质量，假冒伪劣产品很多，没有品牌的情况下起到了作用非常大。可以说，无法用金钱来估算的。而且通过这十多年，将近十五六年不间断的工作，现在中国创立了很多民族品牌，有的成为了著名的世界五百强的品牌。比如说，海尔，TCL等等。这些都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以艾丰院长为主导做的重大课题。1992年我在海南最低谷的时候，创办了一个海南国际椰子节。这个创意对海南改革开放推动作用相当巨大，而且非常出名，给海南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把海南大踏步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个影响也是持续的。中国发展研究院创立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江阴及靖江跨江联动。江阴市和晋江市，一个是苏南，一个是苏北。苏南的江阴是非常富裕的县级市；而苏北的靖江是一个很贫困的县级市。要先富帮后富，却碰到了行政体制藩篱。我们做了这个课题，并帮助他们付诸实施。当时，被人们誉为石破天惊之举，它冲破了行政体制的束缚，使这两个市一起组合到一块。江阴在靖江的行政区划里面搞了一个60多平方公里江阴开发区，采取分税制，成果共享。所以江阴的GDP上去了；靖江八年后的GDP翻了四番。第二个项目是保护长江万里行。当年凤凰卫视做了全程报道。这是我们和全国政协联手做的，由我们负责策划、筹资，引起了国内外高度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当时党中央高度的重视。中央为此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长江的污染问题。这一活动使长江流域18个省市1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近4亿人口受益。这类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反响的课题还有很多。刚才牟秘书长已经做了介绍，我就不再重复了。
　　记者：据我所知在深化改革方面中发院也做了一些思考，您能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章琦：在深化改革方面，一个是关于反腐，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比如说官员财产公开。在习近平刚刚担任总书记的时候，当时我给他用最简便的方法，把在海口海瑞墓前我就写了一首诗，请一个书法家写好后，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了他的办公室。这四句诗是：神州震荡风雷激，贪欲横流世人惊，海瑞重生呼无奈，肃贪救国唯近平。这代表我的心声，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党中央决心反腐，腐败一定能遏制住，更关键的能够通过制度化来实现。我们给中央领导的报告里面也写了一些制度化的建议，我写了，艾丰院长也写了。艾丰院长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十万字，非常精彩，叫三权协调论。当时，好几位常委看了以后都也说写得很好。但是这个体制改革都是要有一个过程。比如，我在十八大前我也给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写了相关建议，中国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够做到政治清明，民主法治，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建言，应该说这些建议都对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参考作用的。类似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做了不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就大胆给中央领导上书，给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我给中央领导提出建议，为彭德怀平反，为刘少奇平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我当时感觉到周边人民的心声压抑在心里没地方出去，没人敢向中央领导说，那就我来说。当时，我都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不行大不了坐牢呗。但是这话也必须向中央领导建议，所以我这封信就给了三位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我说，这是我做的牺牲，我也是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我让中央领导人知道了人民的心声。当时，我还把信给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专门给我写了一封回信，毛笔字，说你的这封信非常重要，我们一定给你转送主席办公室。那时自己虽然很年轻，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尽了自己的责任。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智库的发展和创新的？
　　章琦：智库一个很关键和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站在时代的前列，不能是滞后的。所以智库职业的本身，就要求你必须有创新的思维，必须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发出来的声音，你提出来的建议，才可能被决策层所采纳。如果你写的东西是滞后的，甚至是没有可行性的，可操作性的，那就没法接受你的建议。你写了也是白写。所以要搞智库建设，作为智库的工作人员、学者、专家，你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学习，你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你要站在云端看世界。你要对世界的情况都要了解，你还要站在全国看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方，而你不能就事论事。所以要做好一个智库的专家，你必须要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学习就是无止境的，而且你还要经常地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走一走，你要吸取世界的营养，使你的眼界是前瞻的，是开阔的，使你的思路是不生锈的。如果你的思路是保守的，那这个智库就不要再做下去了，因为你没法引领这个时代，引领这个潮流。这个职业决定了你要引领，人家没发现的你发现了，人家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而且你要做就要做第一，你跟着人家跑就没有意义了。要有特别敏锐的触觉。因为我和艾丰院长都是搞媒体出身，我们从年轻时就培养了这种素养。我们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了解世界的大事，这是我们的切身体会。
　　记者：中国发展研究院在今后智库建设上的发展方向您是怎么考虑的？
　　章琦：中国发展研究院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民间智库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路子，我们有一整套机制，需要再进一步的强化。我们还要跟各方面去合作，进一步地走向国际。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兰德公司也建立了联系，我们要共同合作做课题。我们跟欧盟也建立了联系。再就是要走向产业化，前面往国际化延伸，后面向产业化延伸。我们要搞一些基金，我们甚至要参与一些金融方面的运作和建设。最近我们和华强天然气联手，通过船改气，进行突破，上面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下面减轻水污染的问题。现在长江上面有二十多万条船，这个问题解决好，不得了。这是我们政府所头疼的一件事，也是政府想做的事，所以我们介入，我们强力推动，帮助企业来与政府协调，推动这件事尽快尽早的落地。还有我们给吉林省辽源市做了顶层设计，接下来还要进行推动。顶层设计是我们做的，为了完成这个顶层设计，我们把很多资源嫁接于它。我们为辽源解决了很多实操中的问题，把北京一些像首都农业集团这样大的企业集团给辽源送过去。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欧盟的资源、上海的资源嫁接给辽源。大家根本无法想象在东北一个小城市，竟然能够发展时尚智慧之城。我们就植入这个概念，让它得到迅速的发展，花比较小的成本能够迅速地得到张扬，迅速地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的策划，我们要对我们的策划负责任。我们现在准备给中国集装箱集团嫁接，那是集装箱领域里的老大，我们让它与华强嫁接，一个实力强，一个项目好，两家集团都有需求，现在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要进行实施。所以我们做项目力求做本质，很多东西，功夫在诗外，我们还要跟踪、落地、实施。这方面的操作性比做课题方案花的时间还要多，跨度还更长，但是我们乐此不疲。只要是能够对实现中国梦有用的有利的我们就去做，我们就去推动。未来我们就是这样考虑的，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做好我们的事，尽到我们的责任。
　　（凤凰网记者郭青：章琦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