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鹤的思想体系中，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的。他之所以主张放宽资本流动管制，力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根本动因是为了服务于实现从外需拉动到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

从总体上看，刘鹤主张通过理顺要素价格来达成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目的。而在要素价格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价格就是资金的价格。因此，刘鹤对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基调是偏向于金融自由化的。他曾经在演讲中指出，在未来，要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撑条件，稳步推进利率的市场环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快发展境外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

如果仔细解读他在演讲中描绘的这一番图景，我们可以总结出刘鹤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围绕资本项目可兑换展开的，或者说得远一点，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展开的。

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撑条件，稳步推进利率的市场环境，是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缺乏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的支撑的对外开放，将导致金融系统无法抵御外来的冲击，加大宏观经济的波动。而没有利率的市场化，一方面不容易发育出有深度的债券市场，另一方面，被管制的利率将降低金融系统对于汇率冲击的消化能力，加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因此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撑和利率的市场化，是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

在汇率体制方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进一步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在未来将可能进一步放宽，这有利于吸收外部冲击，降低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

而加快发展境外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则有利于形成一个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吸收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金融资本流动带来的波动。从国际上看，能够较好利用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带来的机遇的国家，大部分都有一个有深度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如果没有债券市场将热钱装进“池子”里，那么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将让经济体对外部冲击更为敏感。推动人民币的跨境结算，更是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乃至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了。

在刘鹤的思想体系中，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制的改革也是服务于中国经济的转型的。他之所以主张放宽资本流动管制，力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根本动因是为了服务于实现从外需拉动到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刘鹤的转型路线图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景下，让中国继续扮演出口大国的角色，同时努力成为进口大国，成为新的世界市场。

过去严格的资本管制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是适应于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发达，经济以出口导向作为增长动力的发展阶段的。在这一时期，严格的资本管制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而固定汇率制则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出口。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市场开始萎缩，在这种情况下，以国内需求的扩大来代替国际市场的萎缩，以内需代替外需，就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进出口的再平衡是大势所趋。而随着中国进口的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也在逐步增高，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僵化的汇率制度和资本管制体制，将束缚中国进出口的再平衡，束缚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束缚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刘鹤对于金融系统的思考，不仅仅局限在金融自由化这一个领域，对于金融系统存在的风险也存有深刻的警惕和担忧。刘鹤通过对1929年和2008年两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比较，发现这两次金融危机存在着许多共性，从实体层面上看，两次危机都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在发生危机前，都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分配不公。他认为，新技术革命会导致传统产业的衰落和新型产业的兴起，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还是产生收入分配结构的巨大变化。在传统产业衰落的同时，其从业者的就业人数和收入也在衰减，而新兴产业的收入和就业人数则在迅猛增长，这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在1929年中，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是有效需求不足，本国生产过剩，最终爆发了危机。而在这次危机中，现代金融系统的发达，使得收入不足的人群得以通过银行借贷来支撑其消费，最终则是以金融危机形式爆发了危机，引发的是本国居民消费需求的萎缩和中国等制造业大国的产能过剩。虽然过程和表现形式有差别，但是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技术进步引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而从金融层面上看，导致危机的诱因都是金融监管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以及危机发生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的监管体系依然是金融系统分业经营时期制定的监管体系，过时的监管政策对于新兴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缺位，放任了金融危机的形成与扩大。在危机发生前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刘鹤指出，金融监管一定要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监管部门不宜主动提倡金融创新，而应该努力建立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框架。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必须松紧适度，不能只顾追求短期繁荣。中国的监管当局应该避免走向过度负债型经济，重视调控由金融引发的波动，让金融更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刘鹤进一步指出，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

我们对于这一提法的理解为，经济危机使得旧有的国际分工模式被打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危机之后将逐步转向内需驱动，进出口将逐步走向平衡，与此同时美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在这次危机之后有所削弱，这又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机会。对于中国的崛起而言，危中有机。